一部苹果手机引发的信息自由之辩

摘要： 在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自由、隐私既是透明的，也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于互联网的每一个节点、字节中的，它并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

钛媒体注：加州恐怖袭击案牵扯到一部苹果手机，而苹果却选择拒绝协助法院解锁这部手机。库克24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称这关系到公共安全，苹果如果协助执法人员破解手机，将损害美国人的信息安全，“对美国不利”。

尽管Google、Facebook 及 Twitter 等公司站在库克这一边，但民调数据却显示51%的受访者支持解锁 iPhone，甚至连比尔·盖茨也站在了 FBI 一边。

这让苹果倍感尴尬——他试图捍卫消费者的隐私和自由，而消费者对此却兴趣缺缺。商业公司为何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下面的评论文章作者为钛媒体记者胡勇：

2015年12月，美国加州地区发生枪击事件，凶犯在与警察交火的过程中被击毙。其后，官方将此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两个多月后，当人们还未完全从恐怖主义突袭的阴影中走出来，另一场让人猝不及防的风波就再度袭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风波带来的冲击和反思或许已经超过之前造成14人遇难的袭击事件。 

FBI 向法庭提出的“后门”申请

故事发生在 FBI 和苹果公司之间。

事实上，FBI 希望苹果能在被击毙的枪击案嫌犯之一法鲁克（Syed Farook）的 iPhone 5c 上制作出新的系统信息文件（SIF，System Information File）来获取侦破线索，它们提出的请求包括以下四点：

避免 iOS 的安全机制擦除手机内的信息；

自动化的解锁密码破解措施；

缩短每次输错密码后的等待时间；

FBI 允许苹果在自己的总部完成上述工作以避免讲解码软件外泄。

请注意，FBI 提出的所有请求全都是针对法鲁克的那台手机（SUBJECT DEVICE）的。

随后，苹果发布声明，断然拒绝了 FBI 的请求。其后，Google、Facebook 及 Twitter 等公司亦站在了与苹果的相同立场上。

但是，支持 FBI 和法庭的人不在少数。

行情大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J. Trump)在 Fox 新闻的采访中称自己100%地支持法庭，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则早在去年就提出了“类曼哈顿计划”支持大公司和 FBI 之间进行信息安全合作。甚至连比尔·盖茨也站在了 FBI 一边。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刻地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各项基于用户行为习惯、地理位置、社交关系等进行互联网服务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网络色情、暴力、洗钱、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渐渐甚嚣尘上，而借助发达的互联网服务，恐怖主义、反社会团伙、极端右翼等组织借助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平台工具进行宣传、组织等行为也越来越普遍。

上述形势的变化发展使得公民的自由、隐私的边界不断扩展，其内涵与外延都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知。此次苹果公司和 FBI 的对抗表面上是关于国家安全和公民信息隐私安全之间的分歧。但实际上，当我们将这次孤立的事件放置到更大背景以及更长维度下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自由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角力中矛盾的必然爆发。

历史的先声

自由永远都只是相对的，这一点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已经得到无数次验证。

美国加入一战之后不久，《间谍法》（Espionage Act）与《资敌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在国会同时通过。《间谍法》对以妨碍美国军事力量或帮助敌对势力为目的的泄露信息的行为，该法案处以死刑或不超过30年的徒刑，对发布虚假信息妨害美国军队、海军或帮助敌对势力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美元罚款或不超过20年徒刑。

1918年，《煽动法》（Sedition Act）作为《间谍法》的扩展开始实施。该法案规定，“任何针对美利坚政府形式、美利坚旗帜、陆海军制服的不忠、渎神、诽谤及攻击性言语”全部遭到禁止。1919年，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因为散发抵制该法案的传单被定罪，申克以该法案违反先发第一修正案为由提起上诉，最终，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驳回上诉。在该案判决中，大法官霍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原则：

在这类环境中所使用的那些言论和具有这种本性的言论是否造成了一种明显和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以致这些语言会产生国家立法机关有权禁止的那些实质性罪恶。它是一个准确性和程度的问题。

随后，从散发反战传单的俄国犹太移民莫利·斯泰默（Mollie Steimer）到发布反对美国参战演说的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所有牵涉到《间谍法》的被告无一例外地被最高法院裁定有罪。 

数以万计的美籍日本公民在二战中受到政府的不公待遇，官方的道歉和赔偿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姗姗来迟

1941年，随着日本突袭珍珠港及国会对日宣战，美国国内的反日气氛日趋高涨。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9066），授权战争部划分某些区域为军事区，对其中的居民进行限制。一个月后，罗斯福又签署了503号公共法（Public Law 503），规定对破坏军事法令者处以不高于5000美元和1年的徒刑。

随后，在没有经过指控和听证的情况下，将近12万名在美日本人——其中约7万人是美籍日侨——被迫背井离乡，从加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地迁徙至拘留营中，这些拘留营由士兵看守，成年人每月在营内通过做工可以获得16~19美元的收入。

直到1944年，9066号行政令才得到中止，而直到1976年，福特总统才正式撤销了该行政令，1980年，卡特总统组建战时平民搬迁和拘禁委员会（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CWRIC），对9066号行政令进行调查，1982年，委员会发布报告，认定当年的拘禁行为不具备军事必要性而仅仅是出于“种族的偏见、战争的狂乱和政治领导力的失败”。

（编辑：应用网_丽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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