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告：揭秘互联网帝国的饿狼本性

　　在发出声音方面，科技巨头做得特别成功。它们最初不愿意玩游说游戏，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就是否在软件市场存在滥用支配地位行为，微软与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了漫长的法律大战，直到2001年才有了最终结果。这让整个科技行业都意识到：在华盛顿有朋友很重要。

　　自从那以来，科技公司成为美国最殷勤的游说者、华盛顿“圈内人”最热情的雇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前新闻秘书杰伊·卡纳(Jay Carney)现在为电商巨头亚马逊效力，奥巴马的前竞选经理戴维·普罗夫(David Plouffe)则加盟了打车应用Uber。

　　随着联邦政府权利正延伸到经济以外的敏感领域，比如医疗和金融服务等部门，投资游说往往能比过去获得更大好处。说客们可以通过影响辩论方向赚取收入。举例来说，2003年制药行业成功推动了美国修订老年人医疗健康保险计划。老年人可以获得新的处方药，但是没有任何措施控制测试或批量购买的利润成本。布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估计，这项举措可在10年间为制药商带来2420亿美元利润，而当年游说通过这部法案的成本仅为1.3亿美元。

　　美国政府也已经形成了“开放式立法”的习惯，比如据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Act)。通过帮忙起草立法(比如弗兰克所为)或游说国会通过立法，说客们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超级明星公司正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过去，它们大多数努力于阻止关税增长或可能伤害它们的监管规则发生改变。如今，它们正试图通过游说增加利润和塑造未来市场。在新书《美国的生意是游说》(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中，New America的杜特曼认为，公司正越来越多利用说客设置辩论条件，这主要通过资助华盛顿无数的说客完成，他们向政治家和官员施压，以确保立法有利于它们。

　　在欧盟中，同样的模式也在重复上演。非营利组织“欧洲企业天文台”估计，布鲁塞尔至少有3万名说客，数量几乎与欧盟委员会职员总数相当。而这些官方说客只是试图影响欧洲立法和监管的庞大人群的一小部分。

　　超级明星公司正雇佣最好的说客和交好最杰出的政治家。今年7月份，卸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加盟美国投行高盛，取代欧盟前贸易专员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成为其国际部门的非执行主席。巴罗佐的任命引发广泛抗议，因为如此高调的招募不仅可帮助大公司获得有关过去决策的关键信息，也会影响到退休后想要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现任政治家的态度。

　　进化之门

　　超级明星公司也特别擅长于打入消费者内部，帮助他们形成习惯。自从19世纪90年代大众广告诞生以来，大公司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可是如今的超级明星公司正利用现代科学像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领域推送广告，这不禁引发许多伦理道德问题。

　　许多新兴科技巨头都以广告业务为主，它们需要说服消费者自愿暴露个人信息，并同意将它们出售给这些公司的客户。实际上，这些互联网服务并非真是免费的。用户在登录个人电脑时，需要间接允许这些公司通过Cookie数据收集他们的网络行为。

　　专业的数据挖掘者会利用这些信息建立详细的图表，比如人们过去买过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购买什么等。此外，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吸引人们关注将来可能购买的产品。据此，他们将能够越来越精确地预测用户行为。举例来说，与人们心情愉悦时相比，当我们感到抑郁沮丧时，通常会在网上发布更忧郁的图片。

　　基于这样的发现，科技公司会发布大量相关科技产品，帮助人们形成习惯。典型的用户通常每天至少查看智能手机150次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科技产品都是交互式的。在名为《成瘾：如何开发能培育用户习惯的产品》( 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书中，尼尔·伊雅尔(Nir Eyal)指出，类似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服务，都在不断根据用户的输入和来自朋友的评论进行调整。

　　互联网企业家冥思苦想，希望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并为他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反馈，帮助他们始终吸引用户。帮助用户形成习惯的产品可帮助公司将设备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中，让用户投入更多资金和信息。

　　现在，这种普遍影响正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的新部门。谷歌正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研发交互式“智能住宅”，它可以远程操控。不久的将来，谷歌将可为人们提示冰箱中可放入哪些东西、在哪些杂货店可补充到最好的日常用品等。与此同时，亚马逊也在利用信息和物流优势大肆扩张其零售帝国。苹果和其他公司正尝试在消费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通过协调应用开发商网络确保他们的设备能够完全加载这些应用。

　　这已经创造出一种非凡的情况。科技公司已经说服他们的消费者将设备随身装在口袋中，以便不断推动他们前往某个方向。7年前，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其畅销书《隐藏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中，透露了许多广告商复杂的心理技巧，这些技巧被用于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如今数以十亿计的人们自愿随身携带私人“隐藏说服者”，它们允许全球科技巨头监视人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选择。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说过：“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知道你去过哪里。我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知道你在想什么。”

　　微妙平衡

　　超级明星公司受到敌视

　　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对大公司感到失望，这也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宣称，美国历史正进入30年周期循环中，而每个新的周期都是对前一个周期的过激响应。比如1900年左右结束的放任“镀金时代”催生了进步时代，政府开始介入监管商业，并建立了社会安全网。20世纪30年代，美国又进入懒散放任的“咆哮年代”，这促使罗斯福新政诞生，并进入重商的艾斯豪威尔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之后，迎来了放纵的“里根时代”。施莱辛格的30年周期理论似乎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比如“咆哮时代”，卡尔文·库利奇总统(Calvin Coolidge)宣布“美国的生意是商业”，从而打断了长期强调政府职能与权力的进步历程。

（编辑：应用网_丽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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