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告：揭秘互联网帝国的饿狼本性

　　工业时代的企业通过规模经济来实现自身的巨头地位：钢铁公司的产量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这对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意味着更大的压力，而钢铁公司本身也得向研发、营销和分销投入更多资金。这条准则适用于所有实体产品。科技公司为虚拟时代重新改写了这条准则，它们把关注焦点从供应(生产效率)转移到需求(网络效应)上。就像传统工业巨头利用科技创新来降低成本，新兴科技巨头利用科技创新来扩大网络。

　　强大的连通

　　网络效应一直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功不仅能够自我强化，而且遵守着收益递增的法则。一些网络公司甚至花钱雇人来使用网络服务，为的就是增大规模。如果网络之间相互连通从而实现多边网络，这些效应就会变得更有效。大多数新型科技公司都是一种连通不同人群的“平台”，这些人可在其中参与到双赢的互动中。创建较早的科技公司也开始更重视业务中的平台层面。每个人都想置身于互联网的核心当中，连接着用户和设备的互联网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发展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巨头更像传统企业，而不是发展过度的初创企业。敞开式的办公空间以及随意的着装要求仍是常态，但它们的精神在不断改变。这些公司更多地投资于销售、品牌等传统的企业功能。这种经营策略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初创企业越来越乐意被知名企业收购，收购能够为它们带来法律服务、质量控制等诸多好处。而大多数初创企业乐于把事情做好，用户的要求有助于实现产品的尽善尽美。

　　企业巨星崛起的背后的最强大力量是科技。但同时发挥推动作用的还有另外两股力量：全球化和政府监管。

　　1980年后，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方。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制作的全球顶尖跨国公司的一份年度清单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从销量和员工等方面来看，这些公司的规模都得到大幅度扩大。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复杂。UNCTAD指出，百强跨国企业中，每个企业旗下平均拥有20家常常被安置在低税率国家的控股公司以及500多个分散运营于50多个国家中的办事处。

　　大企业通过打造分布全球的供应链以及联合数百个合作伙伴(如全资子公司、外包商)实现了极高的效率。这些企业把业务进一步切分，再把细分后的业务安置在最具成本效益的地区。它们还致力于组建更复杂的联盟。据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计算，美国实力最强的1000家上市公司的营收中有40%源自联盟，而在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

　　跨国公司的焦点越来越集中于对知识网络和生产网络的建设上。普华永道的咨询分公司Strategy&对全球1000家最创新企业的年度调查显示，去年，把至少60%的研发开支投放在国外的企业在营运利润率和资产回报上远高于更专注本土发展的同行，它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也比后者快。跨国公司在成本效益更高的地区展开研发，因此相同的支出能够收获更多的创新成果。它们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创新资源。通用电气的医疗新产品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印度研发的，因为印度的创新成本较低。它在美国以外的营收从1980年的48亿美元攀升至2015年的650亿美元。

　　这类公司正迎来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的挑战。《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企业年度榜单中，有156家企业来自新兴国家，而1995年进入此榜单的只有18家。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该榜单大约45%的入选企业将来自新兴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并决意投资创新领域，这些国家正不断涌现世界级企业。在短短几年内，腾讯微信的用户数就激增至大约7亿人。华为的15万名员工中有半数属于研发部门。如果西方国家的企业想与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相抗衡，就得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创新力度。

　　大企业也受益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可以说，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标志着一个放松管制的时代(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终结，政府开始重新加强管制力度了。2008年金融危机也发挥了推动这一趋势的作用。安然破产后，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重塑了企业监管的整体格局;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重组了占据美国经济比重几近五分之一的医疗行业;同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服务业发挥了调整作用。

　　监管机构的队伍也越来越强大。1995年至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从3亿美元涨至16亿美元。这类机构的活跃度也远高于过去。基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司法部将矛头指向了某些具有这类可疑行为的公司。利用这一法案实施的判决的平均支出从2005年的720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1.57亿美元。

　　无法避免的是，监管机构让规模较小的公司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因为需缴纳的监管费引发了很高的固定成本。拉法耶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的尼科尔(Nicole)和马克?克雷恩(Mark Crain)计算，对于员工数不多于19名的企业而言，联邦监管费分摊到每名员工后的成本是10585美元，对员工数超过500人的企业，这一数额仅为7755美元。由于经验不足，创立时间较晚的公司在应对监管时损失更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征收了很高的监管费用。这些公司每1000美元的销售额中需向非高管员工支付5.91美元的工资，但向政府缴纳了监管费后，这一数额增至9.76美元。2012年《美国就业法案》免收了小企业的一些费用，但美国初创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数量仍然低得令人失望。

　　美国法制系统的复杂性也让小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税法的词数超过了340万字。《多德弗兰克法案》长达2319页。大企业雇得起专家来研读这些内容冗长的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被戏称为“促进律师和咨询师充分就业的法案”。为通用电气税务部门供职的员工多达900人。2010年，通用电气几乎没缴多少税。而小公司不得不花钱聘请外来的律师，还时不时担心是否违背美国国内税务局的哪项规定。更讽刺的是，某些规定还常常自相矛盾。

　　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也有所不同，这加剧了企业应对监管时面临的复杂局面。因此，在许多国家中，除了老练的大企业，很多公司发现要展开业务很难。

（编辑：应用网_丽江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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